按语一：2018年9月，我得知朱红文老师逝世的消息时，正在美国这边上课，当时非常震惊，朱老师如此年轻，怎么说走就走？回想起来，我在北师大求学期间，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苦闷，从硕士第二年开始，我就经常去哲学系旁听课程，其中，就有朱老师的课。当时，朱老师的博学众所周知。在我人生中的那样一段特殊时期，得遇明师，兹非其幸欤！今整理旧文，发现了我当年记录下来的与朱老师的谈话，遂决定贴于此处，也算是个纪念。文字未改，方括号内是我新加的说明。

按语二：朱红文（1961-2018）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博导，主要从事社会理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

2008年秋（与朱红文老师聊天，我谈到我在学习与思考中的一些困惑）

【我】问：之所以接触哲社类，一方面固然是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里，我找不到知识的慰藉。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解释一系列的经济现象，而对于人最本质的问题并不讨论，或讨论的比较少。比如人活着的意义，什么是知识等问题，哲学研究的较多。可我越接触哲学越觉得我想要追求的东西或许哲学也无法给我，我想从哲学当中找寻的东西可能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哲学中可爱的东西不可信，可信的东西不可爱一样，我无法从中获得慰藉。于是我感到很迷茫、困惑。

【朱老师】答：一般年经人容易有这种困惑，因为那时想建立一套宏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而知识本身就有许多可能性的，想要建立这种穷其所有的体系并不存在。就像我讲的范式一样，每一种不同的范式都是一种视角，而每一种视角都存在缺陷，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们应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学科对知识的宽容，这种宽容不仅仅指心理上的宽容。

问：追问所做事情的基础及理由或许是人的一个天性。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所坚持的一切的价值观追根溯源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比如为何诚信，为何这该做那不该。又比如社会学家研究不同族群的婚姻，对我们来说，婚姻是以爱为基础的一种结合，但扩大视野，放眼望去，我发现有的地方婚姻完全是另一种形式，有父母包办，有指腹为婚，更有甚者，还有鬼婚之类的。如果是这样，我所坚持的以爱为基础的婚姻的理由又在哪里？没有确定性，一切都值得怀疑，我的所有价值观也被摧毁了，那在现实生活中我该怎么行动，怎么生活，我是不是可以随意结束自己的生命？

答：你说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曾经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存在“普适价值”的问题。其实价值应是受时空的限制的，在一定的时空内是成立的，而超越这个时空可以是荒谬的。另外，日常生活中我们遵守的行为其实是因为大众的认同，在一定时空内大众认同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

问：关于广博与专精，应该如何处理这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专精其实更重要？老师的视野很广阔，看的书也很杂，另外又有自己专精的东西，这是怎么做到的？于我，我希望建立自己庞大的知识体系，希望更广博的去接触知识，但另一方面，我又有深深的忧虑，因为不专则无以为生。

答：英国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的思想者善于创建宏大的体系，囊括世间所有问题；而狐狸型的思想者是那种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对宏大体系不屑一顾的人。

2009年11月3日（我写给朱老师的信，题为“我的困惑”）

我的困惑

哲学系（中哲）的朋友胡维平找我聊天，他想转到经济学。我们聊了很久。

他本科也是学哲学的，所以他有许多体会。

他说有时早上醒来，会有头脑“虚无”的状态。看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思想，但其实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别人的思想，我只是学习了别人的思想，它们并不是我真正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别人提出这个思想是不是基于自身的体会，或者仅是从哲学的“理路”上分析出来，想出来的。我们自己没有这种体会，当我们只接受别人的思想，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时，各种各样的思想就会充斥大脑，最后我们反而失掉了自己。我们读得越多，失去自己越多。

他说到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非常博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因为他学的东西并没有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有所谓的知识，却没有了“灵魂”。

当我们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知识分子”的解决方式常常是继续阅读。读了一遍，发现没有解决办法，他们觉得是因为自己读得不够，读得不深，于是又重新回去读，于是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同样的东西。他们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就需要用别的“思想”来“掩盖”它，但它还是一直存在，挥之不去。就这样，很快他们就老了。

其实很多时候，生活的常识就能很好的解决哲学家苦苦思考的东西，但他们视而不见。纯粹的思辨让他们离生活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自己玩的“文字游戏”或“逻辑游戏”。

胡维平的这些体会，我也有。其实康德就说了，光靠“理性”是无法得到确切知识的，还需要“感性”的参与。也就是说，理路上的“通”并不能保证现实的“真”。没有“经验”，会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

于是，在阅读哲学作品的时候，我时常会感到“痛苦”。

我为什么要从经济学这么热门的专业转到哲学？想来原因如下：

可能是所受教育之故，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古典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熏陶，比如《红楼梦》【…】还有从小看的电视剧，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剧【…】总之，所有的教育让我有些视金钱如“粪土”的气概，让我对现世生活多少有些“排斥”或“看透”。

但我又不能不存在，我只能生活在现世，周围所有亲朋好友的影响，所有还在底层痛苦挣扎的百姓的影响，现有社会“功利性”潮流的影响，使我非常痛苦。因为当我发现传统文化教给我的如庄子“无为”的思想，陶潜归隐农田的自在、“与世无争”的观念，根本无助于我改变现实，无助于我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们。我发现当我如此“弱小”、“手无缚鸡之力”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受苦。

当我勇敢去追求所谓的美好“爱情”时，我发现“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发现原来生活是那么现实的，就算你能超脱出来，你能不管你所爱的人吗？你不想让她们的生活更好一些吗？那些极端功利、圆滑狡诈的人反而获得现世最大的利益。学校里教的那些美好的“价值”都有一种欺骗吗？

我发现虽然我已经超脱了很多，但我始终没能真正超脱。说得更明白些，其实我也只是一个“大俗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所谓的修养其实是建立在极好的自我克制之上的【…】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率性而为”，根本做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但我还是很努力，看不惯现世“逢场作戏”，人人带着面具过活的一面，我选择站得远一点，思考得多一点。加上我本身对人最“根本性”的问题较为感兴趣，于是接触哲学。经济学的教授往往都功利得很，在中国又是这样，半学者半官的人反而混得最好，虽然他们学术也没弄好，官也没当得怎么样。那些真正的学者，辛辛苦苦在自己领域“耕耘”，却是那么“默默无闻”，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所得太不匹配。我希望在哲学领域能够好一点，毕竟他们是“哲学家”啊！但事与愿违，从小认为“神圣”的学术界，其实是那么“肮脏”。那些“为人师表”的人，大多只是将“老师”当作一种职业，一种混饭吃的工具。

或许这些我还能忍受。就让我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来“沉思”吧。但在“沉思”中，我碰到许多问题。有时真有点像王国维所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第一个问题就是开篇提到的，哲学很容易变成一种为思维而思维的“游戏”，如果柏拉图是对的，“经验”全是幻觉，那么我们追求它倒是没有问题。但“经验”又怎能全是幻觉？英美的“经验主义”也是很强大的一支。特别美国的“实用主义”一支影响深远。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是，书斋式的生活无助于哲学的培养，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实践”中去。或许终我一辈子研究，最后会悔悟，原来真相是那样的？

所以我也很矛盾。

2009年11月6日（与朱老师面谈）

朱老师谈到我转专业的问题时，认为其实做学问，在哪个学科倒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相通的，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而且每个学科分支很多，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较适合自己的方向。因为下午上的是社会福利学，于是他以经济学与社会学都研究福利思想作例子，说明同样的问题不同学科是如何研究的。转专业，长期来看，没有问题，而且经验的看，大多数转专业的人反而能够做得更好。但由于现实时间的限制，而且门槛高，需要作出慎重的考虑。像现象学之类的学起来可能并不轻松。

【朱老师接着讲】有许多东西，就像“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样，你不刻意的追求，反而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从社会的角度可能也更有意义。哲学思想、历史的发展都是“偶然”的。当我谈到将来想做个像朱老师那样“广博”而不喜欢太过局限在某个狭窄领域的学者时，朱老师认为年轻的时候其实不必想得太多，但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可短视。对于考试之类的也不需要看得太重，只要在社会体制内，你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将来总会有所成。个人心性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曲折”的追求也不一定就不行。朱老师说学术有学术的规范，有时个人心性也许需要退居次要地位。当我说到我在哲社系上了一年课时，朱老师认为如果有那个基础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还说由于时间紧迫，最重要的是不要太过犹疑了。

【我问】“马克思说过，每个哲学家都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这里涉及思想与现实的问题，当我读哲学时，我确实对各种各样的思想很感兴趣，但我总会有种‘不踏实感’，觉得有时思想就是一种游戏，没什么价值。”

“你是想问思想的用处，你怀疑思想本身，对吧？”

“嗯，是的，我自己说了半天没表达清楚。”

“马克思与你说的还有点不同，他有他的语境，他是从认识论转向了政治哲学。冯友兰，哲学是‘概念’，《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有一首诗，有两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圣经中‘God is a word’这个‘word’，可以理解为‘道’，上帝创世纪，上帝说光就有了光，西方说的‘logos’，就有‘语词’的意思；因此，哲学是什么？冯友兰说有了孔夫子才有了真正开始，哲学家把原初混沌的世界开显出来。所以思想是有力量的。许多东西，别人说不清，你把它说清楚了。” 【注：朱老师谈及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即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经查，所谈部分应当出自其终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其中，冯友兰谈到了金岳霖讲的话“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并表示赞同。之后，冯友兰在解释“横渠四句”之一“为天地立心”时，就谈到宋朝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墙上题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两句诗。另外，古希腊智者阿那克萨哥拉有言曰：“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

【我问】“没接触哲学时，我觉得自己挺有想法的，但现在我知道原来我想过的问题哲学家早就想过了。我在读哲学著作时学习他们的思想，我好像热衷于复述他们的思想，但我发现我没有自己的东西。”

“你说的是思想原创性的问题。要有宽容的心，不要想着自己的思想能够如何去影响现实，事实上如果每个人思想都来主宰，世界将会很可怕。没有影响力，其实也是火候未到。另外，知道人的局限性，知道人的‘无知’是很重要的，只有知道这一点，哲学才开始。”

朱老师还说，你到一定的程度会发现，问题无处不在，可以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人文社科方法论”，就没人研究。

【补记】后来，我考取了北师大哲学博士之后，又曾旁听朱老师的课。当时，我送了朱老师一本我从西安买的红楼梦剪纸。朱老师很高兴。他还和我聊了一个人：韦鸣恩。那次似乎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